Category Archives: 基督教与宪政

刘同苏: 在教会内强设摄像装置的违宪性质

在教会内强设摄像装置的违宪性质 ——教科书般的宪政案例 刘同苏 近来,浙江地方政府以公共安全为理由,使用国家暴力机器,强制在当地各个教会的礼拜堂内部安装摄像监视装置。该违宪事件恰是显明宪政结构和理念的典型案例。整个案例的关键是公共生活领域里面的个人权利问题。当地政府认为:教会的聚会是一种社会公共生活,其活动的场所就是公共活动场所,所以,受托管理公共事务的政府有权介入教会的聚会地点,将国家强制的效力适用于教会的活动场所。政府有权管理社会公共生活的一切领域,这恰恰是否定宪政的专制主义。除了对私人生活领域(经济与家庭)的保障以外,宪法规定的所有个人基本权利都是个人在社会公共生活领域里面的权利。宪政主义认为:私人生活领域(即人的经济与家庭生活)保证了个人肉身的维系与繁衍,是个人独立存在的物质基础。公共生活则是以个人交往为内容的社会生活。一方面,为了防止个人对其他个人或社会群体的危害,需要公共机关(即政府)管理与限制个人的无限自由;另一方面,公共机关的管理与限制,恰恰为了保障个人的独立人格(即自由)不被他人或社会群体所侵害。独立人格是个人存在的内在特性。若个人的独立人格被摧毁,具有独立肉身的个人也就不是真正的个人。独立人格意味着个人的终极自主;如果一个人的终极决定权在自己的肉身之外,这个人的有形存在也就不再独立了。宪法规定的个人基本权利,都是保证个人人格独立所必需的自由。没有这些权利,个人的人格就无法独立,个人也就不是个人了。这些权利之所以称之为“基本权利”,因为没有这些权利,丧失独立人格的个人将不成其为个人;而这些基本权利要由高于政府和法律的宪法来规定,恰恰为了防止政府和法律剥夺与侵犯个人在社会公共生活里面的自由。宪法高于政府与法律,就落实在个人基本权利不容政府与法律侵扰,而宪法规定的个人基本权利主要就是个人在社会公共生活里面的自由。在社会公共生活领域里面,仍然有不容政府和法律干预的个人自由,这就是宪政结构;而以为:只要在社会公共生活领域,政府就可以干预任何个人自由,那就是专制主义。就本案而言,即使教堂属于社会公共生活领域,但是,它也是宗教自由展开的场所,也是结社自由活动的场所,也是言论自由发表的场所,从而,在该社会公共生活领域里面,政府的权力必需受到上述宪法权利的限制。“自由”就是个人的基本权利,而“宗教”,“结社”,“言论”则具有人际交往的公共生活性质。教会是因个人自由选择之宗教信仰而自愿结成的非政府组织,是在社会公共生活领域里面行使个人基本权利的有形表现。以国家强制机关的监视介入教会正常生活,就侵犯了宪法赋予个人在社会公共生活里面的基本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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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同苏:“张凯案”的政治办案性质

好像按照剧本的安排,张凯律师被刑事拘留的同时,官方电视台播出了张凯律师的“认罪”供述。不难看出这种安排企图暗示的逻辑关系,但是,也暴露了公诉方在法律上的虚弱;把人秘密监禁了多半年,却为起诉拿不出任何像样的证据,只好用“自证其罪”的证据来支撑起诉的正当性。与此同时,官方媒介上架了众多指控,只是那些罪名荒谬到了极点;那些说法不仅公然藐视法治原则,而且,其对法律基本理念的扭曲,到了挑战法律人智力底线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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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同苏: 最佳权利诉求:任志强退党;顾约瑟退会

刘同苏 作为一个法学方面的专家,过去几个月有两个社会事件,让我有点难于发言。一是共产党员任志强被自己的党批判并施于纪律处分的威胁;二是官方教会的顾约瑟牧师被免职进而被剥夺了人身自由。真正的难点不在于他们的权利,而是他们的身份。一个党或一个会是一个自治的共同体,所有自愿加入该共同体的成员都必须遵守加入该共同体的条件,这就是服从该团体的章程。不管该团体的章程是如何的悖理,但是,“自愿加入该团体”就意味着接受“服从该团体章程”的条件。尽管有时该团体的成员认为该团体的某些行为违背了宪法,道德律,民意,从而,不利于自己团体的根本利益,然而,作为自愿加入该团体的成员,该成员仍然要服从该团体的合规领导,否则,就必须接受该团体的纪律惩处。共产党员任志强被自己党的纪律制裁和官方教会的牧师顾约瑟被自己的会惩处的时候,外人似乎还真不好说什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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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同苏:家庭教會與公民社會

家庭教會與公民社會 ──從守望教會的戶外聚會,溫州護十架運動及佔中示威引發的爭議談起 編按:本會於2014年12月11日舉辦「劉同蘇牧師專題演講暨座談會」,本文是劉牧師在中華福音神學院禮堂的專題演講內容,由編輯室整理如下。 「香港佔中」、「守望教會戶外聚會」及「浙江省拆十架及三自教會護十架運動」,這三事件都有涵蓋憲法權利方面,我先從聖經的憲政原理來看現在的憲政原理為何;再來看在中國的公民社會的建立和家庭教會的關係;最後從公民抗命的角度來看這三個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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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自由与权利问题——关于“温州教堂强拆事件“的意见之二

刘同苏 (1)作为权利的宗教自由   权利就是法律界定的自由。在法律规定的范围里面,个人可以不受他人(包括国家权力)干预而自主地决定自身事务,这就是权利。在法律规定的界限里面授权个人可以自由行为,这就是权利。除非具有合理的法律理由并经过充分的法律程序,即使是国家权力也无权干预法律规定的个人自由。若一位业主按照合法程序获得了建筑房屋的权利,则他在法律授权的范围里面如何建筑房屋就是他个人的自由(即权利)。若有人干预他在法律授权的范围里面的建筑自由,就是侵犯了他的权利。若颁布法律的公共权力任意(即不通过法律程序)干预该业主在法律授权范围内的建筑自由,则这样的公共权力就不仅仅是侵犯了个人的权利,更自我颠覆了法律的权威以及自身颁布法律的法统。权利本身就是法律授权的,蔑视权利实质上就是蔑视授权的法律;而一个颁布法律的公共权力却公然蔑视自己颁布的法律以及自己颁布之法律所授权的权利,则该公共权力正在自我侵蚀自身的执政合法性(即法统)。自己都不遵守自己颁布的法律,还有什么比这更有力地颠覆了自己颁布的法律呢?自己都否定了自己颁布的法律,还有什么比这更深刻地侵蚀了自己颁布法律的权威呢?在过去的历史中,对现行执政者最大的危害莫过于“四人帮”了;“四人帮”对公共权力危害的关键就是法律权威的自我颠覆。如果温州政府已经通过合法程序授权当地的教会建筑教堂,则那些教会在授权的范围内如何建筑教堂就是那些教会自己的自由。温州政府不出具法律令状却出动武装力量强制拆除教会被授权建筑的教堂或部分,就是侵犯法律授权的权利并且在破坏自己颁布的法律。即使按照违反中国宪法的现行宗教条例,在国家指定的宗教场所从事宗教活动也是公共权力授予的个人权利。在国家指定的“三自”教堂里面,选择树立十字架还是飞降的鸽子作为建筑物标志,或者选择将该标志树立在房顶或者门前,这完全是法律授予“三自”教会的权利,应当受到法律的全然保护。一个破坏自己法律的公共权力还能有什么公信力呢?浙江省最大的反政府力量就是浙江省政府;在浙江省,对政府执政能力最大的危害者就是执政党的省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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